「有多少音樂家的人生是正確的呢？為了讓他折射出清明無偽的美，上天只好犧牲掉他們一些世俗知覺，讓他們全身傷痕而不知悔。」英格瑪 ‧ 柏格曼過世的消息傳來時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一段話──林克昌的口述回憶錄《黃土地上的貝多芬》一書裡，記錄者楊忠衡為林克昌一生所做的註解。

一生結婚五次、還有紅粉知己的柏格曼在外人看來風流韻事不斷，但他卻說自己在不為人知的一面裡是個很不快樂的人；非常害怕死亡；出生牧師家庭的他也對嚴峻的宗教教義有憤怒與恐懼；他的人生一如你我，為生命迷惑，為生活痛苦，為人情世故不耐煩，甚至於對自己最大的興趣──拍電影，也充滿了複雜的情緒，他曾說拍電影是非常吃力的工作，他為拍片背部受傷、雙眼痠痛、緊張掙扎。  

一個人結了五次婚還不能安定下來，可以想像柏格曼對情感與婚姻所充滿的不信任，此所以他拍了《婚姻生活》，解構幸福的元素並且將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定位在一個永恆的荒原上；或者是《野草莓》裡那位看來端莊卻不快樂的媳婦；《秋光奏鳴曲》裡互相仇視的母女；《芬妮與亞歷山大》裡寂寞痛苦的媽媽...

或許他的確害怕死亡，因此柏格曼拍了《第七封印》，讓騎士與死神對弈，柏格曼要說的是，即使在死亡面前，人是如此的微弱與不堪一擊，卻仍要負隅頑抗，這或許就是柏格曼眼中，人類生存動力的來源：用近乎童稚的天真對所謂的命運提出挑戰，在奮力一搏中將做為一個人的內在能量付之一擊，輸，也罷了；當騎士把告解室裡坐著的死神誤認為神父（多麼無奈的錯位） ，因而向他告解：「當我們對自己沒有信心時，又怎能對信神的人（指神職人員）有信心呢？我們這些想要相信卻不能相信的人，會發生什麼事情？」

死神並未回答，只問騎士：你到底在等什麼？「知識」，騎士說。

柏格曼曾說，做為一個人，他是失敗的，但他要做一個優秀的導演。身為一個清楚知道自己的侷限卻又不肯輕易就範的創作者而言，「知識」或者所謂的「專業投入」，是他可以憑以努力尋找到的方向吧。

我們在電影中看到同樣飽受生命折磨的大師心靈，在發現一種普世的掙扎痛苦中得到慰藉，況且，柏格曼在冗長的悲觀裡，總也埋藏了星星點點的光亮，讓人們走出電影院後，或可憑此微光繼續尋找生命答案的一線生機；如《芬妮與亞歷山大》裡，柏格曼讓微跛的女傭找到了幸福；《處女之泉》讓人對單純與聖潔之美，懷抱想望。柏格曼仍然試著把美好的吉光片羽埋藏在層層的生之重擔裡，讓我體會到柏格曼的「另一種搏鬥精神」。

柏格曼一生對抗他那嚴謹的中產階級牧師家庭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，對抗，使他的現實人生充滿痛苦，曾經四年沒有和父母說過話，因為宗教體會的不同以及延伸而來的人倫疏離，讓「缺乏安全感」和「對人際關係的疲倦感」成為柏格曼一生的基調，但卻也成為他創作最大的養分來源，有些東西像一面牆似的，一直堵在他的面前，但他因此在不斷撞擊、反抗中，人生與創作「愈磨愈利」。

柏柏曼的電影總有天問，這是為一個有信仰根基的人無可隱藏的基本反應，因為「問」的本身就暗示期待，期待答案，期待離苦得樂的一種可能性；在《野草莓》裡，那位回家探望老母（ 96歲）的老醫生（ 78歲）回憶自己過往一生所愛戀、所執著、所喜悅、所失望的一切，夢境與真實並存，「時光機器」就存在於我們自己的意識中，只是看我們如何起動。

老先生對生命提出了種種的問題，他想透過回憶青春揭開更多生命的祕辛，他啟動回憶、也走進回憶；他已準備就緒，卻仍須等待生命最神祕、最奧祕的回應，然而，四周卻是一片寂靜；一如《沉默》一片裡，那個在火車上觀看窗外，卻只見一片漆黑、寂靜的小男孩──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為甚麼離棄我？」（馬太福音 27 章 46 節）；經常在劇本上簽下（S.D.G， Soli Deo Gloria，榮耀歸給上帝）的柏格曼卻在《第七封印》裡藉死神之口說，一直在問問題的人啊，你是得不到答案的，柏格曼無法克制自己的不平，他在《冬之光》裡說「上帝沉默了」，一連說了兩次。對上帝，人類是多麼容易有情緒呢。　   

有限的受造物與永恆的創造者之間本來不可能有對等的拔河，但上帝還是容許我們選擇戰鬥位置；特別是，當藝術創造者決定用他們自己的生命困境、困惑、荒蕪、驚慌，作為與上帝對話的資本時，上帝接受了這樣的投資決策。　

所以柏格曼還是一路詢問了下去──全身傷痕而不知悔； 因為， S.D.G 與火車上的小男孩，始終是同一個人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