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明威、馬奎斯、H.G.威爾斯、格雷安葛林、喬治歐威爾、巴爾加斯‧略薩、聶魯達…這些人，有什麼共同點？

他們都是偉大的文學家，但更早，他們都曾是記者，或報社編輯。

這是一條奇異的道路，他們從地球表面的不同時空出發，進入媒體這一行，然後因著對世界的好奇、人性的觀察、以及對文字的熱愛，不約而同開始創作，小說、遊記、散文、評論、詩，他們留給人類的是，壽命比新聞紙更長千萬倍的文化遺產。

但在台灣，媒體人的生涯規畫與生命歷程，顯然有更世俗的一面，林林總總方方面面，最讓人擔憂的是，「媒體人從政」似乎是近年的流行商品。

從親民黨到台聯，每當選舉，總不忘找幾個媒體人充當「刺客」刺他一下，其中又以電視記者或主播最受歡迎，原因無他，鏡頭粉妝下的擬像、電波放送的光暈，擴大了當事者的音量，讓他或她的身影相形巨大；至於媒體人的「名字」，無疑就是價值千萬的競選廣告。

至於國民黨與民進黨，則偏愛延攬平面媒體人，從老國民黨時代的文工會、新聞局，到民進黨執政，一直到馬英九時代的國民黨2.0，不變的是將媒體當作黨官、朝官的職業訓練所。於是乎，原本應該扮演反對者的，忽然變成政治的擴音器；原本應該敵視權力的，忽然變成權力的同盟者。

這是種角色的極度錯亂，也是種職業倫理的亂倫，當政治與媒體交歡媾和，一夜轟趴過後，往往只餘動物感傷。或許如此，截至目前，媒體人從政而能作為楷模典範者，很遺憾，一個都沒有；至於負面例證倒不少，例如，王育誠。

一生以「不黨、不群、不私、不盲」為座右銘，曾寫社論罵吳佩孚、罵汪精衛、罵蔣介石，一度險遭袁世凱槍斃的報人張季鸞，1926年與胡政之、吳鼎昌接手《大公報》時，三人互相約定不得當官；如果想當官，必須退出《大公報》。

據張季鸞的後人記述，張雖寫文章罵過蔣介石，蔣介石不但不以為忤，還待他以「國士」之禮，但他始終不願收受當權者的好處；1935年，當張季鸞回陜西老家省親， 蔣介石派人送他一萬元作路費，他拒受；1941年，當他病重彌留之際，寧可借住在朋友家，也不肯住進政府提供的賓館，蔣介石又饋贈一萬元，張季鸞照樣回絕。

他迂闊嗎？放進今日的標準，或許是，但正因堅持與權力者保持距離，劃清利益界線，甚至永遠堅持站在對立面，不但「我不愛凱撒」，也要讓「凱撒不愛我」，媒體工作者的價值才能凜然獨立；下一站，寧可是孤獨的書寫者，而不是凱達格蘭大道底，也不是任何一家中央黨部。

當「黨政軍退出媒體」，媒體是否也該退出黨政軍？說真的，媒體人不該得官癌，或者至少，應該設個「旋轉門條款」，證明媒體不是政界的跳板，也不是謀財求官的桌面捷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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